博纳睿成 史贤龙

    @投资界微博：【科斯：中国缺少思想市场】百岁诺奖得主科斯在财经年会上盛赞中国1987年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改革开放。随后，他指出，中国现在有个重要的问题——缺少思想市场。“虽然我无意贬低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主要是靠那些一开始看来是‘边缘性的变革’所推动。”

    @中国企业家杂志：【百岁科斯：中国要成为"思想创造"的中心】"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压抑思想市场会招至更坏的结果。”百岁老人科斯接受《财经》采访说，中国不仅要成商品生产的中心，还要成为创造思想的中心。

    在看了完整视频后，我在微博里做了如下补充记录：

    @史贤龙：思想市场，是对偏见与自负的有效解毒剂。开放社会，错误思想很少能影响社会的根基。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与融合，将使中国复兴与改造其传统文化。有效运作的思想市场，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驱动力，更具持续性。----这些见解之精辟令人肃然起敬。

    这次的巧合或许是一个必然。

    未必因为科斯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没有记错，我当年读到的介绍科斯理论的著作是在此之前。而是因为科斯本人是个传奇：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于两篇短文，奠基石就是作于26岁的这篇《企业的性质》。

    正在撰写的这部关于“中国企业与企业家”的著作，是基于以下认识：以科斯关于企业的思想，审视中国过去30年的商业复苏历程，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商业各种乱象的本源所在：企业与企业家都只是“名”，还没有完成西方社会已经做出样板的“进化”，从体制的进化到思想的进化都没有完成，尤其是思想的进化、观念体系的进化。

    科斯何许人？

    借此契机与网友重温科斯的思想，也纪念自己20多年前思想启蒙的那段“未被遗忘的时光”。

    科斯其人：

    向松祚《写在经济学大师科斯百岁华诞之日（2010年12月29日）》一文中做了精辟总结：

    21岁写的一篇习作，81岁时竟然荣获诺贝尔奖；求学时学的是商科，没有经过什么正规严格的经济学训练，误打误撞闯进了经济学的“无人区”；毕生没有写过鸿篇巨制，所有文章加起来不过10多万字(真正重要的只有三篇)，却开启了三个新的学术方向，被公认为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开山大师；身为经济学诺奖得主，却没有在经济系任教，文章对法学的影响还要超过经济学；不懂数学，文章从来不用数学公式，连数学符号都免了，却能够在被数学模型统治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圈子里赢得崇高声望；数十年如一日批评西方经济学脱离真实世界，是空空如也的“黑板经济学”，不同意萨缪尔森的模型，也不赞同弗里德曼的方法，却成为经济学界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是经济思想史学者兴趣浓厚的话题。

    科斯由于“发现并阐明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杰出贡献而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就是两篇文章：1937，《企业的性质》；1962，《社会的成本》。

    其中，《企业的本质》一文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来予以解释，其思想被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

    这样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还不是最可惊诧，也不是凭此让科斯成为终身教授（这在中国今日的教育体制下更加不可思议），而是以下更为重大的影响：

    道格拉斯·诺斯（1920年---）以自己系列著作证明了科斯的正确，在全球掀起了对科斯论著中的经济思想的研究，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代表著作有：《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被认为颠覆了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要起源的观点（其实韦伯该书对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关联论”，却总是被误读为“起源（因果）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年---），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耗费30多年心血的《现代世界体系》（3卷）（The Modern World-System），被认为是对科斯定理的巧妙阐释。该书讨论三个主题：世界体系的形成、运作及基本趋向，是马克思之后对世界史最具开创性的社会科学研究。

    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布热津斯基（《大棋局》、《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等相比，沃勒斯坦的创见性研究成果，在中国相对限于学术领域。

    如果了解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思想，可以增加对现代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背后规律的认识，就会看到以货币战争这一条线索总结世界史及当代国际关系，无论在历史过程还是在驱动力上，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货币战争这种明显偏颇的思潮可以产生全球影响，在世界体系思想里就能找到答案：间接路线战略是国际政治的本质。所谓的间接路线战略，就是索罗斯对经济史的总结：一部假象与谎言的连续剧。历史过程有很多谎言，但最终假象会散去，真实的现实毕竟是客观存在的。

    经济学界的影响更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10年的20年间，诺贝尔经济学奖绝大多数属于新制度经济学家。

    思想的力量影响现实的世界。

    西方的思想界从来没有停止对现实世界的深入研究与创见性思想，这是西方文明最精华之所在，科斯用他百岁学术历程的区区10万字证明，思想并非只能“反映”现实，思想一定会“改变”现实！

    古今中外，能与科斯10万字就改变世界媲美的，可能只有《老子》、《孙子兵法》（两者均5000余字）、《论语》（1万5千余字），而在用一个核心概念----交易成本----开创一个思想潮流上，科斯可谓空前绝后。

    科斯与中国：

    科斯说：我终身遗憾未曾到过中国。但科斯与中国的缘分却非同寻常。

    2008年7月14~18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科斯教授以98岁高龄，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自掏腰包，婉拒别人的赞助，坚持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邀请数十位中国企业家、学者和官员，以及众多国际顶级经济学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诺斯、福格尔、贝克尔)齐聚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深入讨论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历史经验、未来前景及其对经济学的贡献。科斯邀请张五常教授为会议撰写主题论文，就是后来以中英文同时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2010年7月19~23日，科斯教授再次主持“新制度经济学研讨班”，主题还是中国的制度变革。张五常、盛洪等都是直接受教于科斯的中国经济学家。现在成立了“科斯中国学会”，以继续对中国经济变迁的研究。

    以下是科斯对中国的主要观点：

    中国过去30年所发生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奇迹。10多亿人口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摆脱贫困，解决温饱，迈上了小康和富裕之路，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奇迹。

    中国的发展对人类经济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举办“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研讨会”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探讨中国制度变革对经济科学的贡献。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

    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对科斯思想的再感悟：

    回到前面引述科斯给财经年会贺词里的观点，我认为比科斯对中国的认识与期望更需要中国思想界深思，简要解读一下：

    1、思想市场，是对偏见与自负的有效解毒剂。

    微博上将“思想市场”作为科斯贺词的点睛之笔并非无由，这确实是中国思想界，或者说中国社会最欠缺的“要素”----不仅是百家争鸣，也不仅是言论自由，而是一种社会体制。

    只有在被管制的土壤，思想才变为权力----及金钱、权威、欲望等一切人类权力形式----的奴隶与小丑，也才会出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式的意识形态战争，即使没有意识形态战争，由于权威主义崇拜之风盛行，社会也不时陷于“间发性的思想癫狂”，比如某些宗教运动、或类宗教运动（中国商界的道长李一、刘一秒等）。

    这种意识形态战争、群体意识癫狂，就是科斯所说的需要思想市场解毒的“偏见与自负”，与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一书的论点同声共气。科斯说：哈耶克认为，由于社会中的知识是分散的，所以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

    思想市场，或者说思想自由，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伟大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即使说它是西方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也并不为过。

    只有在思想市场里，人民才会最后成为决定历史与未来的真正力量。相信人民群众，就让人民群众自己思想与判断，人民的眼睛最后才会是雪亮的，任何蒙蔽、迷信、愚昧的权威或权势，皆必须坚决反对。

    中国知识分子有浓厚的独断论与精英主义传统习惯，在这个传统里，知识精英的宽容表现在对认同自己思想或小圈子熟人的宽容，同时，独断论传统也扭曲了后学者对权威（导师）的态度：要么认同到迷信，要么反对到打倒。

    方舟子在质疑李开复事件中说，那些在事件里以各种方式为李开复开脱的人，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有圈子无是非”。事件以李开复承认宣传夸大而收场----本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在“圈子政治”里，简单的错误往往要动用各种权力资源去粉饰。与李开复公开认错不同的另一个导师人物唐骏及其粉丝，到现在还在为“西太平洋大学”文凭辩护。

    自由、开放、包容，绝不是不讲是非，而是让所有思想都有表达的自由，让公众、社会做出判断与选择。

    科斯说：我觉得顺从权威是中国人的一个不好的特点。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做的，是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进行认真系统的调查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观点。

    对于导师、权威，并非只有“迷信与打到”两个极端，还可以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理性精神，既充分学习，又大胆证伪。

    科斯说，不要担心别人对你的观点怎么看，毕竟你不可能控制别人的想法，也不可能垄断整个领域。只要你坚信自己的观点，你就要极力维护你的观点，宣扬你的学说，直到你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一天。这是取得学术独立的惟一途径。

    2、在开放社会，错误思想很少能影响社会的根基。

    邓小平后，中国对经济与社会的对外开放已经形成信仰，但是在思想、舆论的开放上，中国社会显然仍然在纠结，这种纠结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分裂焦虑症”的主要原因。从2010年的动车事故、郭美美、校车事故、PM2.5等所有社会热点事件中，都能看到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的对峙。

    在对“开放”的一万条反对理由中，科斯的这个论点，最精辟地总结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精髓，可以说“一句顶万句”，所有反对思想开放与自由的担忧、顾虑均不能与此观点抗衡。

    波普尔也是上世纪80年代风行中国的思想家，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是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的必读著作。

    正是基于对开放社会的这种信心与信念，思想市场才是可能的。科斯说：思想可以相互竞争，但持不同思想的人们是不需要互相杀戮的。

    这就是开放社会里的思想市场：不是以开放就混淆是非的犬儒主义，不是以包容就不究是非的和事佬主义，而是相信任何思想，即使是有毒、错误的思想，也不会影响社会的根基，即使出现短暂的迷误，也终将回归正道。

    这个根基与正道，就是相信开放社会里的思想市场一定可以培育起的全体人民的自我意识、独立思考、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只要让人民自由地接触真相与各种思想。

    相信群众，有时也意味着必须承受群众的误解甚至历史的迷途（尽管会很少），但绝不应容忍文革时期的那种受操纵的群体癫狂的“武斗”式思想改造。

    在思想自由面前，让思想以交流的形式决定是非对错，反对以权力的暴力，也反对以任何群体、个体的暴力，解决思想分歧的社会，是开放社会的真义。

    3、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与融合，将使中国复兴与改造其传统文化。有效运作的思想市场，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驱动力，更具持续性。

    这段话体现了科斯对中国的期望，其中最核心的是“以知识为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观点。

    中国上上下下都在讲调结构、转型----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从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从资本驱动向消费驱动等，其实，最重要的转型，正是科斯提到的向知识驱动转型，没有思想资源的解放与创造，经济、政治、社会等一切结构性转型，都将不可能或需要摸很长时间的石头。

    我在鲁培康连载的“《境界管理》：1．2 成功启示：中国企业向谁学习”一文后留言：

    看德国、日本，到美国、韩国、港台，管理出品质没有“天生的”----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源于国民性，而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政策、法律、信仰（指对好与坏的基本价值观，不是宗教）综合作用的结果。

    德国的严谨来自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克劳塞维茨等一代新德国精神崛起前，普鲁士是落后的农场主；戴明为日本制造注入了精益生产的观念；泰罗起的大批美国学者，树立了美式标准；韩国、台湾、香港，是在与向这些前辈生意的过程中学习的结果。

    中国的问题在于思想的贫乏，思想的堕落。一大批不思进取、以抄袭为务的伪专家，与另一拨屁股决定脑袋、有钱就是真理，却缺乏基本的逻辑素养与科学精神的文化商人，将名利场的关系学---如胡雪岩的中国式政商学---变成了规则与科学，流毒甚广。

    学问不兴、思想不昌，国无宁日，何况中国还有至少2000年的奴性文化----汉奸文化、市侩哲学都是其一种形态----的传统。

    鲁培康先生的《境界管理》，是企业管理“道与法”的一次创新与探险，其构架的模式化思维很见用心与深度。

    实际上，正在出现越来越多如鲁培康先生这样“模式化思维”（这个话题改日专文交流）的思想者。在12月16日举行的销售与市场2011年第九届中国营销盛典上，包政先生说：其实我已经不在江湖上混了5、6年了，一直在写书。希望能够中国人也能够写出一本传世之作。因为马克思写了一辈子，我也应该这样去做。这些是中国思想界科学精神的体现。

    立言——成一家之言，立万世之法，是学者、智业工作者的最终归宿与天职。

    即使现在无法判断这些努力的价值，但可以相信，这样的理性、逻辑、独立思考、用心创作的著作，一定会为中国商界、营销界的启蒙运动做出贡献。

    反对蒙昧、媚权、媚俗，更是中国思想界的首要天职。

    探索企业家的心灵史：

    我的2011年，可以算小有所得：即将出版的《产品炼金术》可能已不是最重要的成果，而是公司及个人找到了“专业化、研究型”的落脚点。无论在企业的业务模式、还是未来的研究与著作方向，都形成了清晰的计划，未来三年是实践博纳睿成第三个定位----“社会化”----的阶段。

    与科斯有精神渊源的正在撰写的新著作，既是对过去20多年接触与研究的企业与企业家的总结，也是对自己仍然“在路上”的创业历程的心得感悟。

    这本聚焦“企业家思维模式”著作的主题，我从该书“序言”里摘录部分，就教于网友：

    现代企业的概念，是指一个以品牌形式存在的自为生命体，它不依赖于创始人，也不依赖于股东，而是有自己基因、轨迹、能量的商业社团。维持、保障以这种状态发展的企业，不仅是人----创始人、股东、经理人，还有现代企业背后的制度环境，一个由商标、专利、金融、财务、法规等共同构筑的商法系统，以及更高的法制、文化、哲学等上层建筑。

    企业家也不只是一个出钱的投资人，而必须是成功的经营者。可以这样说，经营能力是企业家的判断标准，而不是在企业中持股的比例，这同样是现代企业才创造的规则：那些以投资者任性作为，而不是科学理性经营的企业，都迟早被自由竞争的市场所淘汰。

    西方现代企业与企业家系统的诞生，并非仅仅一部生意的历史，商业思想的研究也脉络清晰，并且可以说，是商业思想奠定了现代企业形态。

    1937年科斯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从产权、交易成本的角度定义了企业，被称为“科斯定理”的思想，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奠基石：“要利用法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消除这些成本。根据这种思路，而不是首先追求有效地分配法定权利，立法者更倾向于通过促进这种交易而取得效率。旨在通过鼓励人们达成涉及法定权利交换的私人协议而避免诉讼的法律程序是很多的。” 

    这段话成为制度经济学的出发点，也为现代“企业”这种组织形态找到了一个法律的、社会的存在理由。

    显然，中国商业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法律、行政权力不是在降低交易成本，而是在设计各种精巧的寻租机会，这使得作为“市场机制失灵”的垄断----行政机构的、垄断组织的，总是在“关键时刻”（如流动性紧张等）充当中国民营企业的救世主，如中粮接盘蒙牛、中投（通过旗下子公司建银）控股绿城，其实仅仅因为这些“体制内”的企业能够获得“主流资金的偏爱”，无论是直接融资或是间接融资。

    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国进民退，官商、民商包括衙商（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公开地经营企业），中国商业社会始终纠结在与权力及其各种寻租行为的复杂关系之中，这是中国企业之难。

    本书是研究构建企业的方法论：让任何一个创办、经营、管理企业的人，开始用完整、系统、逻辑的思维模型，去推动企业的诞生、成长，并且做大、做强、做久。

    这是一条从“企业”通向“企业家”的心灵史。

    我在微博上给自己的2012年贴了个标签：观世、观身、观心，行己、行人、行愿。

    人生的路会很长，或者即使不长也不必太着急，其实急也未必改变什么：一切皆有因果，什么时候花开、什么时候结果，不会是无缘无故，万物各有其时。

我们唯一应该做的事情，是让自己每一天的光阴不要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