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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默契”的代价

     8月末,国内最大的粮油央企中粮集团终于启动小包装食用油提价进程,对福临门大豆油、调和油等几大主力油品的提价幅度在5%~10%之间。继鲁花、益海嘉里之后,中粮成为今年下半年以来第三家宣布涨价的一线食用油品牌企业。


  去年11月底,包括中粮、益海嘉里在内的四家食用油巨头被发改委约谈,要求他们保持价格稳定到今年3月,随后这份约定在4月和6月被两度延期。直至今年8月初,发改委表态称无“限价令”一说,巨头们才“默契”地领会精神,回到市场常态,该调整的调整,该涨价的涨价。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面粉价格上。继食用油企业限价令首次延期后,五得利等多家大型粮企接到发改委等部门口头通知,原定4月上涨面粉价格的行为被中止,要求延迟两个月涨价,如今4个月过去了,面粉价格的轻微上涨显然没有超越官方的容忍度。


  迄今为止,发改委从未承认在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企业自主定价,但考虑到在通胀导致成本倒挂的食用油、面粉行业有如此顾全大局的一线合资企业和中央企业,我们姑且把这些巨头们与发改委订立并一再延期的口头约定称为“价格默契”。


  很明显,“价格默契”的需求方自然是主管价格工作的发改委。


  而“价格默契”的供给方颇有讲究,肯定不会是那些遍布央企的垄断行业,比如石油、电力等。虽然这些行业的价格也是基础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但发改委上半年仍上调国内成品油批发价和数十个省份的销售电价,而非约谈要求他们稳住价格。只有在某些竞争性行业,发改委的强势才能发挥作用,比如食用油和面粉。


  然而,即使这样的“价格默契”,也算作一种交易,是有交易成本的。相比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维持价格所需要花费的只是经济成本而非行政成本,但这种经济成本也不可谓不大。


  从去年11月底开始,国家为限制食用油涨价而实施选择向大型食用油加工企业批量定向销售低价大豆,先后两次共实施定价销售合计562万吨大豆,国储今年8月又将向中粮、益海嘉里等食用油企业定向销售400万吨国产大豆。而从2008年国家启动大豆临储以来,国储系统总计收购了大约 1100万吨国产大豆,两次定向销售几乎把国储大豆库存一扫而空。


  面粉的情况更不容乐观。近两年的夏粮收购已经在推高粮价上涨预期,秋粮丰收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大,中储粮的小麦库存一直在警戒线上下徘徊,定向销售小麦的环节又充满了各种暧昧空间。维持“价格默契”,也就意味着把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对这些行业的补贴当中,而这种补贴又是由某些垄断央企来控制闸口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寻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价格默契”维持越久,国家对这些行业市场的未来调控能力就会受到越多的侵蚀,转而更加依赖垄断企业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一旦“价格默契”被打破,谁是最后的赢家?


  8月末,中粮集团旗下公司中国食品发布2011年半年报,归属于中国食品的“福临门”食用油等厨房食品业务实现销售收入61.72亿港元,同比增加 116.3%,利润同比增加682.1%。食用油是中国食品“厨房食品业务”的主要构成部分,中国食品此次如此亮眼的业绩,秘密是什么?有关部门为中粮集团等几家企业提供的国储大豆资源,每吨价格比国产大豆市场价低300~400元,而其他企业无此项优惠安排。


  既能保证一定利润,又能在中小企业开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让其稳步拓展市场空间,“价格默契”扭曲市场竞争的效果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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